虽然新型城镇化的规划久未出台，但这并不影响国内外学者对于这项可能给中国带来深刻变革的政策的关注。近日，在由上海市人口学会及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等主办的“中国区域人口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的赵晓(微博)斌教授发表了他对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研究和看法。

  赵晓斌认为，国内外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问题——土地问题中，他认为最大的“阻碍”仍然是政府。

  “新的城镇化必须做到以人为本，首先政府退出，最大的障碍是政府。去杠杆化首先是去土地杠杆化，改革公共资源投入分配的格局，重民生。改革财税制度，比如按人头、房屋征税分配的制度等等。”赵晓斌向本报记者提出。

  本末倒置的房地产业

  《21世纪》：您怎么看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新型城镇化”？

  赵晓斌：其实“新型城镇化”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土地、人口、产业。特别是对土地功能、作用和土地制度的理解上，尤其针对土地财政问题，国内政界学界均有极大迷思，十分纠结，不知如何改；有些政策， 如房地产是支柱产业更是本末倒置，新的城镇化必须做到以人为本，首先政府退出，最大的障碍是政府。

  去杠杆化，首先是去土地杠杆化，改革公共资源投入分配的格局，关注民生。改革财税制度，比如按人头、房屋征税分配的制度等等。

  最大的障碍永远是政府，只要政府退出相关领域，李克强总理所说的保发展、调结构、促销费自然就会实现，市场自然会在其中发生作用。

  《21世纪》：最近部分专家说到未来城市化房地产仍然是支柱产业，您怎么看？

  赵晓斌：为什么房地产不是支柱产业？简单的道理，房地产是近七八年才炒起来的， 在城市经济学上，是因为工业、产业的需要才会要求建房，房地产的需求是来自工业、产业。 要是没有工业和产业就没有房地产业需求了。

  房价炒得太高， 已超出大多数人的负担， 还吸引了社会其它生产资本转向投入， 它就不是最终消费品了， 而是投资、投机品。它不但抑制消费， 还耗尽和透支了居民和全社会资本。

  中国真正的支柱产业还是工业、产业， 持续的工业化，机械制造也好， 贸易加工也好，只有工业发展了，才能拉动内需。

  政府要退出垄断经营的土地市场

  《21世纪》：您觉得中国的土地问题和国外的有什么共同性或者差异？

  赵晓斌：土地的发展模式，目前简单归纳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用品、必需品的纯居住模式，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欧洲大陆多采用这种模式；

  另一种模式是居住加投资的模式，房屋不但要用来居住，还要保值升值，香港、英美采用的这种模式。

  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安居乐业是政府提供房屋给你居住，但不是给你投资；安家置业是政府让你来购买，政府帮助你安居并帮你置业，但置业应是个人行为，政府实为不必插手。

  在土地的一级市场，政府就是地老板。这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很大的差异。国家不仅控制土地，而且直接参与经营。中国过去十年把土地作为工具和杠杆的作用， 发挥到极点，今天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可以归纳到政府非常有效地发挥了土地的作用，比如开发区、房地产、基建等。

  《21世纪》：那为什么现在国内的土地政策普遍被外界诟病，或者说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赵晓斌：因为政府超强势加上产权虚置(如集体所有制)，事实上就导致政府占有全国土地。不只是占有，政府还是垄断、支配和经营土地市场。因为这样最有效、简单，甚至不劳而获、无本万利。

  但是， 中国却误读了政府和土地的功能，将土地作为工具杠杆的作用发挥到淋漓尽致、登峰造极。这种做法实际上风险很大。我认为这不是一条好路， 而是中国许多问题的根结。

  《21世纪》：所以说像现在土地财政， 日益扩大的地方债务，背后多多少少与土地政策有关。

  赵晓斌：这样拥有并支配经营土地， 不土地财政才怪？所以地方借债常常有恃无恐并以经济发展为名。

  很多学者呼吁在土地流转中要保护农民权益，实际上却没有做到，真正是缘于超强势的政府，政府永远是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唯一买家，实为土地征用。

  至于改革出路，其实不需要翻天覆地、重头开始学新加坡，但起码要老老实实学好香港。那就是政府要退出垄断和经营土地市场。

  问题的关键， 改革的关键是政府， 最大的障碍可能也是政府。